有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——夏朝的记载，主要见于《尚书》《史记》《竹书纪年》等史书，一些先秦、秦汉典籍中也保留了关于夏朝的传说。 尽管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为探究夏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，但迄今尚不能说夏朝的存在如同商朝那样，已被考古学研究确凿无疑地予以证实。

在既不能完全肯定，也无法否定的情况下，各种类型的教科书，包括大学课本和中学课本，大多以文献记载为主要依据，确认了夏、商、周为上古“三代”的说法，并将夏王朝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“国家”。

对扑朔迷离的夏朝“开国历史”，中外学者都曾做过长期的研究，目前看来，下述意见是比较一致的：

其一，夏是从原始的部族发展为国家的，就夏部族最高统治者的“世系”而言，当上推至禹。

其二，禹并未将自己的权位直接传给儿子启，禹生前仍按照“禅让制”的原则先后推荐皋陶和伯益作为自己的继承人；启是采用非常手段，凭借武力夺得其父权位的。

其三，启夺得禹的权位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，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，自此，原始民主的“禅让制”被王位“世袭制”所取代，众人推举、轮流掌权的“公天下”被某一姓氏独裁的“家天下”所取代。

不过，在确定究竟谁是夏王朝的真正建立者，也就是说，究竟谁是真正的“国家”君王，而非古书上习称的“帝”或“王”这一问题上，学者们却发生了颇大争议。

一种意见认为：禹在位期间已掌握炙手可热的权力，并暗中培植、扩大儿子启的势力，欲使其日后能顺利继承自己的权位，因此，禹应当被视作夏王朝的实际建立者。另一种意见认为：无论禹暗中有何举动，其继位与传位在公开场合仍遵从了部族联盟首领的“禅让”方式。

而启则在部族向国家演进的过程中完成了最后的一击，致使量变的积累达到临界点后发生了质变的飞跃，真正实现了从“禅让制”到“世袭制”，从“公天下”到“家天下”的转换。

因此，启才是夏王朝的真正建立者。应该指出的是，出现上述分歧，并非因为有新史料的发现，亦非因为现存史料本身可引起重大异见。通过长期的研究，史学界对夏朝史料的开掘、钩稽已极为彻底，对史料的梳理、诠释也十分细致而明晰，可以说，对现存史料所反映的夏朝开国“史实”本身，史学界并无多大争议。

问题是，当学者们依据国家起源与形成的理论对上述“史实”进行分析、解读时，由于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而产生了理论上的认识差异，从而出现了史学观点的分歧。其实，国家的起源与形成原本就是一个缓慢的、渐进的过程，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，中国上古时代原始民主制度的逐渐解体，部族首领至尊权威的不断强化，乃至国家政权的正式建立，这一过程早在尧、舜时已经开始。

对正确认识这一漫长过程来说，上述两种观点在学术界实可并存而互补，并非绝对地互相排斥。如持“启”说者并不否认禹对夏王朝的始创、奠基作用，持“禹”说者也多不否认最终由启完成了“禅让制”向“世袭制”的转变，真正确立“家天下”的王朝体制。

由此可见，无论采取何种说法，都只是在理论上是否更妥当、更合适一些而已，本质上并不存在“史实”的是非对错问题。然而，初中历史教材却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包容纷繁复杂的多种歧说，编写者只能根据最新的研究结论，简洁地采取一种较通行、较具权威性的说法。

就国内的现状看，涉及夏、商、周历史的最新研究是由李学勤等学者主持的《夏商周断代工程》。但这项“工程”的主攻方向是力图在夏、商、周的年代学上有所突破，其规定的具体目标是：

一、西周共和元年(公元前841年)以前各王，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；二、商代后期(商王武丁以下)各王，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；三、商代前期，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；四、夏代，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。

显然，中国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这一理论问题所涉及的夏初“王位”问题，未被纳入“工程”的研究目标。“工程”所采用的研究途径和技术手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：历史文献研究、古文字材料研究、考古学研究、天文学研究。

其中，考古学、天文学的研究仅与年代学有关，对探索禹、启身份地位的理论问题并无帮助；而历史文献和古文字的研究，在未发现新材料的情况下，也难以期望有重大突破。为此，“工程”对夏朝，仅确定“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”这一目标，是非常切合实际的。

从2000年公布的《夏商周断代工程1966—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·简本》看，目前的研究结论也只是对夏王朝的纪年做出了大体的估算，根据研究结果所作的《夏商周年表》“暂定”夏王朝起于公元前2070年，讫于公元前1600年。

至于表中所列出的夏朝世系，将禹置于首位，自禹至桀共列17王，显然依据了《竹书纪年》“自禹至桀十七世”的说法和《史记·夏本纪》中的有关记载，这一世系排列对史学界有关夏朝世系的通常看法，并无新的推进与突破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《夏商周年表》对禹的身份地位，没有任何的说明或解释，也就是说，禹的身份究竟是什么，是夏朝各王所追认的“先帝”，是夏朝的草创者、奠基者，还是夏朝的真正建立者，至少目前已公布的“工程”结论，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。